张国刚品读《资治通鉴》:那个开创南朝历史的凤凰男

发布时间:2018-06-22 06:16:30

张国刚品读《资治通鉴》:那个开创南朝历史的凤凰男

  刘裕(363-422)起家于东晋的北府兵,就是谢玄等创立驻扎京口(今江苏镇江),在淝水之战中立了大功的那支部队。刘裕称帝后,特别祭祀的东晋名臣中,于王导、谢安、温峤、陶侃之外,还列有谢玄,就是表示不忘本根之意。

  南朝,即建都于建康(今江苏南京市)的宋(420-479)、齐(479-502)、梁(502-560)、陈(560-589)四个短暂的朝廷,前后历时近170年。最长的不过60年,最短的只有20多年。其朝代更替有一个共同特点:王朝内乱頻仍,特别是宗室之间互相残杀;然后,有一带兵大将在叛乱的过程中崛起,立足稳定之后,废黜末代君王自立,建立一个新的朝代。宋齐梁陈的朝代更替,都遵行了这个共同规律。例如,刘裕利用东晋的内乱,取得军权,然后废掉晋帝自立。萧道成利用平定刘宋江州刺史刘休范叛乱攫取了朝政大权,杀苍梧王(后废帝)刘昱,废顺帝自立。萧衍起兵杀东昏侯、废齐和帝自立。陈霸先利用侯景之乱崛起,然后废掉梁敬帝自立。

  刘裕(363-422)起家于东晋的北府兵,就是谢玄等创立驻扎京口(今江苏镇江),在淝水之战中立了大功的那支部队。刘裕称帝后,特别祭祀的东晋名臣中,于王导、谢安、温峤、陶侃之外,还列有谢玄,就是表示不忘本根之意。

  史书上说刘裕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之后。《宋书太祖纪》详细列举了刘交之后的家世传承。刘裕幼年家贫,樵苏渔猎,贩履为食,小名寄奴大约就反应了他早年的生活窘境。但是,在南渡北人中,刘裕仍然算中上阶层,其父祖在东晋朝廷出任过郡太守、郡功曹之类中下层职官,就出身而论,学术界仍倾向于把刘裕划归王谢顾陆之后的次等士族。

  刘裕加入北府兵不久,在谢琰、刘牢之麾下,参与了平定东南地区的孙恩起兵。孙恩以道教动员教俗百姓,在浙东地区起兵,反抗东晋的统治。平定孙恩的战争从399年打到402年,孙恩的势力嚣张,谢琰战死,刘裕却越战越勇,每每以少胜多,转危为安,经过三年多的拉锯战,最后迫使孙恩投海而死。刘裕从刘牢之手下的一名参军(中下级军官)做起,因为军功卓著,被封为建武将军、下邳太守。

  孙恩起兵,生民涂炭,给建康附近的东南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。东晋已故权臣桓温之子桓玄,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,控制了包括荆州在内的长江上游地区的军政大权,与朝廷权臣司马元显矛盾愈加尖锐。司马元显是晋简文帝司马昱之孙,他执政期间,下令江南诸郡已经免奴为客者,到建康去服兵役,民间扰攘,这是激起孙恩起兵的重要原因之一。402年孙恩之乱甫平,司马元显就下令讨伐桓玄。桓玄反而主动起兵顺江而下,并争取到了北府兵统帅刘牢之的合作。尽管刘裕、何无忌等北府兵军官极力反对,刘牢之还是投靠了桓玄,背叛朝廷。刘牢之因众叛亲离自杀,刘裕暂时归附了桓玄。桓玄控制朝政后,任人唯亲,诛灭异己,不臣之心,人皆知之。

  403年正月,孙恩余党卢循、徐道覆再次起兵,桓玄派刘裕前往。在刘裕的凌厉打击下,卢循逃亡海上,刘裕因功升彭城内史。对于刘裕势力的隆升,桓玄有所忌惮,虽然表面笼络,却处心积累打击北府兵势力,刘裕也在伺机反抗。这年十二月,桓玄称帝,国号“楚”,改元“永始”。桓楚政权彻底颠覆了东晋的政治生态,招致举国反对,败象已露。次年二月,刘裕在京口北府兵旧地,举兵起义。五天后,桓玄就被迫放弃建康西遁。刘裕成为桓玄篡国事件的最大受益者,被加使持节、都督扬州、徐州、兖州、豫州、青州、冀州、幽州、并州八州诸军事、镇军将军,徐州刺史。五月底,桓玄在逃亡江陵的途中被杀。刘裕迎接晋安帝司马德宗(382-419)回朝,成为再造晋王室的第一功臣。晋安帝的皇后是王羲之的孙女,他本人却是一个十足的窝囊废,冬夏冷暖不辨,大约与晋惠帝司马衷类似,自然大权旁落,东晋朝廷的命运掌握在刘裕手中。

  当然,刘裕要想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威望,还得有更大的功劳。405年,彻底扫平桓玄在江陵的势力后。刘裕又张起了北伐的大旗。继收复后秦侵占淮北十二郡之后,409年,率兵攻入山东,次年消灭了南燕政权。这个时候,卢循、徐道覆利用刘裕领兵北伐的机会,大举进攻江州,江州刺史何无忌战死,兵锋直指丹阳。刘裕处变不惊,迅速回师,顽强地击溃了卢循军队。411年,卢循退守广州,穷途自杀。此后刘裕还消灭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荆州刺史刘毅、出兵消灭了西蜀的谯蜀政权和盘踞汉中的仇池国氐族政权。415年,进一步除掉东晋宗室时任荆州刺史的司马休之。

  刘裕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偏霸事业,自有过人之处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作为行伍出身的职业军人,他的成功首先是善于打仗。刘牢之也善于大仗,为什么就不如刘裕?则因为刘裕至少有两点远远超过刘牢之:一是政治判断力,二是用人识人和笼络人的手腕。

  刘裕的政治头脑清楚,突出表现在对于桓玄的认识上。他先是反对自己的上司刘牢之轻率地反桓玄。刘牢之自杀后,面对桓玄的篡位野心,刘裕开始不漏声色,甚至带有暗许的暧昧。及至桓玄篡位,招来举国反对,刘裕即时起兵,高举勤王的大旗,从此赢得政治上的关键一搏!

  在刘裕的军事斗争中,王镇恶(373-418)是一个重要人物。王镇恶是前秦名相王猛之孙。前秦灭亡后,流落到东晋,后来被刘裕所赏识和提拔。在刘裕的内外战争中,都立下了赫赫战功!最有名的有两次。第一次是除掉刘裕的北府兵内反对派刘毅。北府兵有三位大将,刘裕、刘毅、何无忌。何无忌死于孙恩之乱。二刘的冲突就浮现出来。击败刘毅,逼其自杀,打头阵的就是王镇恶。

  第二次是消灭后秦,也是王镇恶打头阵,立了头功。416年二月,后秦主姚兴病死,继任的姚泓无法控制局面,兄弟争权,给了东晋北伐的机会。晋兵分五路伐后秦,龙骧将军王镇恶、冠军将军檀道济是北伐的前锋。九月,进入后秦境内,十月已经攻克洛阳。刘裕坐镇彭城指挥。王镇恶的兵锋西向长安。417年正月,刘裕才从水路北上,然后沿黄河西进,但受到北魏军队的干扰。王镇恶西攻潼关的军队一度因为粮食补给不及,陷入恐慌。但是,他还是顽强地突破了后秦的防御,三月攻克潼关。八月,“王镇恶请帅水军自河入渭以趋长安,裕许之。”王镇恶亲自率领水军从黄河入渭水,进逼长安。后秦主姚泓投降。九月,“太尉裕至长安,镇恶迎于灞上。裕劳之曰:成吾霸业者,卿也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18)肯定了王镇恶的首功!

  刘裕长年在外征战,多数情况下镇守江北,建康朝廷的事情主要是心腹刘穆之(360-417)为他照料。404年,在起兵反对桓玄的斗争中,刘穆之被北府兵同僚何无忌推荐给刘裕,并很快获得刘裕的信任和重用。407年,荆州刺史刘毅反对刘裕控制朝政,也是刘穆之出策,使刘裕获得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控制中枢政局的关键职位。在刘裕伐南燕、平卢循过程中,刘穆之都是刘裕幕府中的智多星。刘裕出征后秦,刘穆之则在首都负责留守事务。

  刘穆之的才干,《资治通鉴》赞赏有加:“刘穆之内总朝政,外供军旅,决断如流,事无拥滞。宾客辐凑,求诉百端,内外咨禀,盈阶满室;目鉴辞讼,手答笺书,耳行听受,口并酬应,不相参涉,悉皆赡举。又喜宾客,言谈赏笑,弥日无倦。裁有闲暇,手自写书,寻鉴校定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17)对于刘穆之与刘裕,后人比之为萧何留守关中,张良辅弼刘邦。

  刘裕崩驾后,《资治通鉴》有一段总结式评论,说:“帝清简寡欲,严整有法度,被服居处,俭于布素,游宴甚稀,嫔御至少。尝得后秦高祖从女,有盛宠,颇以废事;谢晦微谏,即时遣出。财帛皆在外府,内无私藏。岭南尝献入筒细布,一端八丈,帝恶其精丽劳人,即付有司弹太守,以布还之,并制岭南禁作此布。公主出适,遣送不过二十万,无锦绣之物。内外奉禁,莫敢为侈靡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19) 这段话肯定了刘裕的反对奢华、生活简朴的生活作风。刘裕自己生活简朴,对于部下却不吝赏赐。北伐后秦,到了洛阳,赞赏毛修之修葺城池之功,赏赐珍玩,价值二千万。王镇恶在攻打南方蛮族及攻克长安时多有贪掠,甚至把姚泓车辇上的金宝装饰抠刮下来,刘裕也能一概容忍,目的无非是笼络人心。

  但是,刘裕用人,也有气量偏狭的一面。王镇恶是被冤杀的,刘穆之是被气杀的。

  王镇恶之死,是刘裕假手杀人的结果。刘裕北伐后秦,目标不是、至少不完全是为了统一北方,而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威望。旁观者、北魏士人崔浩在给拓跋嗣的分析中就看得一清二楚。

  417年九月,晋军攻克长安之后,《资治通鉴》记载了刘裕下议迁都洛阳的方案。这究竟是刘裕为了应付北伐统一的初衷而为,还是真的有了迁都的冲动?从反对者认为“非常之事,固非常人所及,必致骇动”(《在资治通鉴》卷118)的话来看,刘裕即使有想法,也完全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。东晋朝廷的阻力姑且不说,北魏的虎视眈眈,刘裕也必须顾忌。在攻克长安的过程中,刘裕曾批评王镇恶冒进,说黄河对岸,北魏的军事干预不可忽视。

  刘裕匆忙南还,派十几岁的二子刘义真留守雍州。接下来,秦、雍之人流入河南的数万户,北魏设置南雍州于洛阳以治之。西秦和夏国也伺机而动。于是,关中成为孤岛。夏兵来攻,王镇恶与沈田子交恶,沈田子诱杀王镇恶,谎称王镇恶要谋反,割据关中。沈田子也因妄杀无辜而被诛。不过一年时间,关中地区就被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攻占,赫连勃勃创立了十六国最后一个政权赫连夏(408-431)。

  然后,关中晋军的内讧,实际上是刘裕留下的后患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说,刘裕离开长安之前,大将沈田子与王镇恶争功,并在刘裕面前说坏话,说:“镇恶家在关中,不可保信。”刘裕回答:“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,彼若欲为不善,正足自灭。勿复多言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18)刘裕对于沈田子的表态,就暗示了沈田子有除去王镇恶的责任。司马光在此评论说,用人不疑,疑人不用。既然让王镇恶负责西北镇守之事,怎么可以又叮嘱其他将领必要时可以联合起来除掉王镇恶?很显然,这场内讧,与其说是王沈矛盾所致,不如说是刘裕自己的态度留下的祸根,甚至是刘裕有意为之。“王镇恶功为多,由是南人皆忌之”。我想刘裕可能尤其忌之!檀道济及其儿子因为军功卓著、几个儿子才能卓著,被不明不白的宋文帝所杀,就是重复了父亲宋武帝刘裕的故事。

  刘穆之对于刘裕的事业,极其重要。“内总朝政,外供军旅,决断如流,事无拥滞。”但是,刘裕在北伐前秦的途中,派左长史王弘回建康,“讽朝廷求九锡。”当时,是刘穆之执掌留任事务,“而旨从北来,穆之由是愧惧发病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17) 这件事很值得玩味。刘裕既然把与朝廷打交道的事情都交给了刘穆之,请朝廷加九锡的事,自然应该由刘穆之来出面。现在撇开刘穆之,直接从前线派王弘来求九锡,刘穆之就既惭愧又惧怕了。曹操时代,荀彧反对曹操称魏公,曹操不爽,荀彧忧郁得病致死。但是,我们看不出刘穆之会反对刘裕求九锡。事实上,刘裕派王弘来求九锡,只是虚晃一枪。“十二月,壬申,诏以裕为相国、总百揆、扬州牧,封十郡为宋公,备九锡之礼,位在诸侯王上,领征西将军、司、豫、北徐、雍四州刺史如故”,刘裕坚辞不受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117)

  刘穆之的出身贫寒,富贵之后,“性奢豪,食必方丈,旦辄为十人馔,未尝独餐。”他曾经对刘裕坦诚地说:“穆之家本贫贱,赡生多阙。自叨忝以来,虽每存约损,而朝夕所须,微为过丰。自此外,一毫不以负公。”也许豪侈的生活,导致了他的健康有先衰之兆。中军咨议参军张邵忧虑地对刘裕说:“人生危脆,必当远虑。穆之若邂逅不幸,谁可代之?尊业如此。苟有不讳,处分云何?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17) 同僚对于穆之之死有先见之明,说明他有这个征兆。加上刘裕绕开刘穆之,派他人提出九锡之事,加重了刘穆之的心理负担,因而猝死。这件事表明,刘裕虽然依赖刘穆之,但并不尊重刘穆之,完全漠视他的内心感受。

  刘穆之之死,对于刘裕的事业是沉重打击,虽然他派出另一位心腹徐羡之继任刘穆之之事,可是重要的大事,过去刘穆之可以决断的,现在都必须向北边远在彭城的刘裕咨询。可见他对于徐羡之的信任不及刘穆之。

  420年,刘裕如愿以偿,登基称帝,晋恭帝逊位,被刘裕派人杀害。从曹魏禅让以来,包括晋朝,都没有屠杀前朝王室的例子,遵行三代之先例。从南朝刘裕开始,开启了这个恶例,禅让必杀前朝逊位之帝。

  刘裕当皇帝不到三年就去世了,太子刘义符继位,他曾经对这位太子不满,想改立次子刘义真,因为次子性格刚劲,大臣徐羡之等人都不看好,才作罢。刘裕崩驾时留下傅亮、徐羡之、谢晦、檀道济为顾命大臣。他对自己的儿子说,檀道济是一个粗人,傅亮、徐羡之均属于中才,只有谢晦颇懂权略,应该加以提防。刘裕如此选择辅弼幼主的顾命大臣,也反映了其心胸的局限。

  由于少帝刘义符胡作非为,行为乖张,424年,徐羡之、谢晦等弑杀少帝刘义符,同时杀掉庐陵王刘义真。迎荆州刺史、宜都王刘义隆(407-453)为帝,是为宋文帝。《资治通鉴》没有谴责诸人的弑君行为,却引南朝著名史学家裴子野(469-530)的一段评论,大谈皇子教育的重要性:

  “古者人君养子,能言而师授之辞,能行而傅相之礼。宋之教诲,雅异于斯,居中则任仆妾,处外则近趋走。太子、皇子,有帅,有侍,是二职者,皆台皁也。制其行止,授其法则,导达臧否,罔弗由之;言不及于礼义,识不达于今古,谨敕者能劝之以吝啬,狂愚者或诱之以凶慝。虽有师傅,多以耆艾大夫为之;虽有友及文学,多以膏粱年少为之;具位而已,亦弗与游。幼王临州,长史行事;宣传教命,又有典签;往往专恣,窃弄威权,是以本枝虽茂而端良甚寡。嗣君冲幼,世继奸回,虽恶物丑类,天然自出,然习则生常,其流远矣。降及太宗(明帝刘彧),举天下而弃之,亦昵比之为也。呜呼!有国有家,其鉴之矣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20)

  裴子野首先指出了皇家幼儿教育家教的重要性,并对于刘宋皇子教育提出严厉的批评:“居中则任仆妾,处外则近趋走”。对于将要担任大任的皇子们来说,如果他身边都是趋炎附势之徒,唯唯诺诺之辈,不能以正确的行为准则教导他们,“言不及于礼义,识不达于今古”,一定不能接好班。很小的年龄,就让他们担任都督、刺史,实际上秘书主持政事,典签批阅公文,窃威弄权,败坏行政。“嗣君冲幼,世继奸回”,一代一代地下去,葬送了刘宋的江山。他大声疾呼:“呜呼!有国有家,其鉴之矣!”把宋朝皇子教育不当的责任直接指向开国皇帝刘裕。

  裴子野主要生活在齐梁之际,他的感慨不仅仅是就刘义符被杀而言,而是针对南朝的政治现实。宋文帝统治的元嘉年间,曾有著名的“元嘉之治”,但是,他身体衰弱,为人猜忌,文臣武将谢灵运、檀道济都是被他所杀。本人则被太子所篡弑。此后,刘宋的皇室内部杀戮不绝,二十多年换了6位皇帝,终于给萧道成改朝换代的机会。萧齐国祚二十三年,更是更换了10个帝王,无不是内部杀戮。萧梁时代因为开国皇帝萧衍统治时间比较长,有一个稳定的时期,但是,萧衍之后,也是诸子争权权,打开杀戒,政局混乱。陈朝的陈后主更是作为亡国之君,留名于世。晋朝的皇帝,有无能的,有弱智的,但是,像南朝皇室那样淫秽、残暴凶虐,却是没有的。这就是魏晋与南朝的重大区别!

  专栏作者:张国刚,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,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,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,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、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。

  云:中国有两部大书,一部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另一部是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,都是有才气的人,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。唯其有才,故能写出好书,值得阅读;唯其不得志,故能写出深刻的书,值得参悟。

  司马迁纵横恣肆,直抒胸臆。《货殖列传》,阅尽人间百态;《刺客列传》,沉郁凄美,荡气回肠。《史记》不虚美,不掩恶,尽显真精神。

  司马光厚德载物,忧国忧民。《资治通鉴》专取关国家兴衰、系生民休戚,力求警钟长鸣、读史明智,“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”,赤子之心淋漓尽致。

  如果说《史记》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,那么《通鉴》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。鉴于《资治通鉴》用294卷的篇幅,记载了战国之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(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),涵盖了“二十四史”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。其内容之深厚、史实之繁复,则是《史记》所不能比的。

  上起公元前403年,下迄公元959年,一千三百多年间华夏大地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?300多万字的《资治通鉴》,只是执政者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的治国宝典吗?普通人如何从这部煌煌大著中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,领略中华文化的深沉智慧?应凤凰网国学频道邀请,历史学家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开辟《品读资治通鉴》专栏,为我们作详细解读。

  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认为,读史之旨趣,可以自淑、可以诲人,可以知道而乐!这个“道”是什么呢?如何去达到这个“道”的境界呢?是司马迁的无拘无束,还是司马光的家国情怀,这则是可以任由读者诸君去选择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