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7年为何一挥手 称自己不读《资治通鉴

发布时间:2018-06-08 21:10:52

1987年为何一挥手 称自己不读《资治通鉴

  1987年春节,我去给胡伯伯拜年,劝他读读《资治通鉴》,他一挥手,说:“人不读那些!我要重读《马恩全集》、《列宁全集》。”

  在那个时候,彼此毫无戒备地敞开心扉是很危险的,但胡伯伯却痛痛快快地和我畅谈起来。他从当红小鬼开始,讲到长征的九死一生,特别是到延安以后怎样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成长起来,很诚恳地说:“我从24岁起,屁股后面就跟着挎盒子枪的,几十年了,整一整有好处,脱离群众很危险呀!不过,扣我反对毛主席的帽子,那是胡扯。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?人家不信,只好随他们了。我要愚忠!”

  他越讲越激动,完全忘记了他当时的处境和身份,对我畅谈起理想、学说、事业,谈他的人生追求,两眼放射着光芒,个人的命运、家庭的状况,都置之度外了。我被他的谈话深深地感染了,没有想到这个身处逆境的人,竟然还会这样忠贞、坚定、乐观。(两年以后我才知道,他那时在林场的境遇相当不好,他是咬着牙才挺过来的。)

  那时,我对中央文革小组在四川的所作所为以及的“站队站错了,一切都错了;站队站对了,一切都对了”的理论,已经产生了怀疑,但对毛主席却仍然由衷地崇拜。“总为浮云能蔽日,长安不见使人愁”。我当时的心境,正和李白这两句诗描述的一样。与胡伯伯的这次见面,让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,好像见到了岳飞、文天祥一般。他对于理想、学说、事业的执着,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,深深地铭刻进我的记忆之中。此后的7年,我在黑龙江的林海雪原中历尽艰苦与磨难,走过了人生最痛苦的一个阶段,但没有沉沦,一直在挣扎着前行。胡伯伯的这次谈话以及后来与他的交往和讨论,成为支撑我苦斗的重要精神支柱,从此我在心中把他当作我的精神导师。

  1969年3月,我从黑龙江回京探亲。当时“九大”刚开过不久,胡伯伯作为八届中央委员参加了“九大”,但没有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。我去看望他,他告诉我,“九大”之前和会议中间,有很负责的人找他谈,让他写一个“深刻的”检查,说他是红小鬼出身,没有什么大问题,仍然可以当中央委员。可是,他没有写这样的检查。他对我说:“禄这个东西要看透。如果为了禄出卖灵魂,活着有什么意思?长征的时候死了多少人,那时候哪里会想到能有后来的禄?我还能劳动,自己能养活自己。没有了禄,对孩子们有好处,得自己努力,不能靠天恩祖德过日子。靠天恩祖德,就没有出息了!”

  我很快知道了,当时的中央对他很不满意。“九大”之后,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一再逼迫他做检查,他一直顶着,没有写。原因不是他对自己挨整有抵触,而是因为他知道中央的真正目的,是要他检举、揭发同志。从1950年开始,无论是在四川,还是到北京,他一直在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,人家认为胡伯伯一定掌握有很多同志的材料,只是不肯同他划清界线月,胡伯伯和团中央的同志们一起到河南潢川县的黄湖农场“五七干校”劳动,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疗。1971年初,我从黑龙江回京探亲,常去胡伯伯那里聊天。他极其生动地给我讲述干校生活,充满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的自豪和快乐,没有丝毫的愁苦。他拿出一份很长的干校劳动心得体会的稿子给我看,其中写到与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车往返二百余里运输物资的情景,以及他的兴奋、不服老、与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热心情,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。如果这篇稿子现在还能找到,希望能有机会发表,因为它是展现胡伯伯人格的一篇珍贵资料。

  在聊天中,胡伯伯告诉我,他在“九大”前后拒不检查的事还没有完,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仍在逼他写出检查,态度十分恶劣,但他仍然没有写。他已经下定决心,靠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度过晚年(这时他的肝炎已经治好)。但是,看得出来,政治压力让他很苦闷,这与他谈起干校艰苦劳动生活时的开朗欢快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  我很为他担忧,因为,在1968年夏天,一位非常了解内情的北大同学告诉我:1966年6月,陈伯达给写了一封信,想争取他与保持距离,没想到把这封信交给了,在中央会议上严厉斥责了陈伯达,搞得陈伯达很狼狈,“刘邓路线”就这样开始引出来了。当时我从多种情况判断,这位同学讲的情况是真实可靠的。我看到胡伯伯直到1971年仍然在为同志受过,认为这样顶着对同志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保护意义。

  经过反复考虑,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。胡伯伯听后,默然良久,他明白了:他必须在毛主席和同志之间做出抉择。在此之前,他一直不肯做出这样的抉择,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同志会反对毛主席。这时陈伯达已经垮台了,但我们都明白,对于同志1966年6月的行动,毛主席是不会原谅的。胡伯伯对禄位已经视若浮云了,但对自己的政治生命,对忠于毛主席的政治立场却看得相当重。无论从个人的经历,还是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上讲,他都不能对毛主席怀有二心。

  过了几天,我又去看胡伯伯。他拿出一份检查稿让我看,写的是对同志的认识。在这份检查中什么具体材料也没有,只是讲以前对很敬佩,认为他沉稳、冷静,抓大事准确,现在看来是假象,等等。二三千字的检查,空空洞洞,只是写给毛主席看的一个政治表态而已。胡伯伯对我说:“不知道能不能过关,我只能写这些了,具体的事我确实一件也不知道,总不能捏造吧!”

  检查交上去了,当然是不能让上边满意,军代表仍然坚持要把他定为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但终因缺乏证据而未能得逞,不过在以后的6年中,除了1975年的短暂日子,胡伯伯一直被当作异己分子而“靠边站”,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。

  胡伯伯政治态度的变化,发生在事件之后。他一向嫌恶整人的人,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回避退让。在事件发生之前,他曾告诉我,1965年在西安,西北局的主要负责人没有任何凭据便把新疆一位书记往死里整。他说: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党内这样黑暗的事件,几天几夜睡不着觉。”没有想到,6年以后,比西安的斗争黑暗千百倍的事件,在中国内发生了。